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这一句出自北宋时期的杰出政治家与文学家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。这句话展示了范仲淹将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的胸怀。他认为，只有人民安乐，国家才能安宁，自己才会感到快乐。可是，这位为人民着想的大公无私者，竟在一次灾难中做出了让人难以理解的决定。灾民本就身处困境，米价居高不下，而范仲淹却下令米价继续上调，这让人不禁疑惑，他是个阳奉阴违之人，还是另有深意？更让人惊讶的是，灾民们不仅没有抱怨，反而大加赞扬他是一个好官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
要了解这一切，首先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谈起。北宋时期的社会局势十分复杂，正是《水浒传》的时代。108位好汉的故事，描述的便是这一时期百姓的疾苦与官员的腐败。这些英雄们，大多是被逼无奈才上了梁山。宋朝的政府腐败，贪官污吏横行，忠诚的臣子和有能力的将领往往无法施展才华，甚至会被奸臣陷害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百姓往往沦为牺牲品，生存困境使得他们不得不选择极端的手段。官员们口口声声讲求“饱暖思婬欲”，但对民众的疾苦视而不见。贫富差距不断拉大，民众对官员的怨恨和不满日益加剧，盗匪横行已是常态。甚至有些人开始崇拜那些抢劫后将赃款分给贫民的“英雄”，认为上了梁山才能算得上“真英雄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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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种社会背景下，北宋的统治者理应及时施救灾民，开仓放粮，以缓解灾民的困苦。然而，北宋的朝廷对此视而不见，毫无作为。直到黄祐三年，杭州发生严重的饥荒，朝廷才派范仲淹出任赈灾官员。出乎人们意料的是，范仲淹不仅没有降价，反而下令将米价继续上涨。难道他也成了当时腐化无能的官员之一？还是这其中另有玄机？

事实上，从范仲淹的诗文中，我们不难看出，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关心百姓疾苦的人。那时，由于旱灾，米粮短缺，一些奸商趁机抬高米价，甚至把米价提高到一斗120文。即便是普通百姓，也只能望米兴叹。一般来说，作为知府的范仲淹应该通过行政手段调控市场，降低价格，但他却做出了不同的决定——他下令继续涨价，将米价推升至180文一斗。此举让百姓纷纷愕然，百姓自然无法理解，但这一决定其实充满了范仲淹的深思熟虑。

范仲淹此举，正是运用了市场经济中的供求关系。当米价上涨时，一大批商人涌入杭州，希望借机发一笔横财。范仲淹巧妙地利用了这种心理，吸引大量商人将米粮运入杭州，迅速让市场上米的供应量大大增加。见情况有了转机，他便果断地命令暂时停止民众购买米粮，同时开始开仓放粮。当米粮达到一定数量、市场过剩，米的价格自然下跌，这一政策成功地打压了奸商，最终保证了百姓能够买到便宜的米。

这一计策的成功令人拍案叫绝。虽然当时百姓感到困惑，但最后他们深知，正是范仲淹的智慧救了他们。面对这种极具政治远见和实用智慧的解决方案，百姓纷纷称赞他为“好官”。不仅如此，范仲淹在各地治理灾民的事例中，都展现了极高的能力和仁爱之心。以苏州为例，暴雨频繁、积水成灾，百姓耕种困难，生计难以为继。范仲淹赴任后，深入调查，提出了疏通河道、修建水闸的治水方案，最终成功治理了水灾，百姓因此得以安居乐业。

范仲淹的为民情怀，体现得淋漓尽致。他的出身并非普通百姓，而是官宦之家。范仲淹的父亲早逝，母亲改嫁。年轻时，他刻苦求学，拜戚同文为师，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，认为一个治国者应该首先关心百姓的福祉。范仲淹通过自己的诗文，常常将百姓的疾苦作为自己心头的牵挂。从进士考试到出任各种官职，他的官途可谓丰富多彩，屡次升迁，每个职位都体现了他为百姓着想的心志。

作为官员，范仲淹历任多个职位，包括参军、文林郎、泰州知州等，职责多样，但他无一例外地都全心全意为民办事。在泰州时，发现旧海堤堤坝已破，海水倒灌，百姓的盐业生计受到严重威胁。范仲淹及时上奏朝廷，得到仁宗的批准，修筑新海堤。这个举措为百姓解决了实质性的问题，显示了范仲淹不仅具备远见卓识，还能够付诸实践。

然而，范仲淹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。守孝期间，他遇到两位贵人，晏殊和王曾，他们为范仲淹提供了帮助，最终使他得以重返朝廷。入朝后的范仲淹，因直言敢谏，屡次挑战朝廷的决策。一次，宋仁宗计划为太后庆寿，范仲淹认为这是浪费国力，向仁宗上书提出建议，甚至不顾后果再次上书太后。这种直言敢谏的精神，虽然为他招致了排挤，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。

范仲淹的为官风格可谓刚直不阿，直言不讳，即便是冒着得罪权贵的风险，也不畏惧。他的名言“宁鸣而死，不默而生”展示了他为民请命、不畏强权的决心。尽管他的直言多次遭遇冷遇，甚至被贬谪，但他始终坚守自己的原则。直到他病逝时，依然为国家、为百姓辛勤工作，享年六十四岁。宋仁宗亲自为他立碑，称其为“褒贤之碑”。这也许是仁宗唯一一次对范仲淹的钦佩。

范仲淹的一生，坚守的是为民请命、为国家着想的初心。在这个时代，若能有更多像范仲淹一样的官员，百姓的疾苦或许会少一些，社会的矛盾也会小一些。无论是从他的政治智慧，还是从他对百姓的深切关怀来看，范仲淹都堪称一位真正的“好官”。

发布于：天津市